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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reenoo 发表于2017年11月16日 0条评论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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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密云弗农小镇是贝斯特--全球最奢华的游戏平台首个教育营地小镇,将在百万平方米范围内布置体育、教育等产业,引进了体育总局、国科大等优质资源。北万景观总监高婕180天以来全身心投入7万平米示范区的打造,听她讲讲这个印象派风格小镇的故事。贝斯特--全球最奢华的游戏平台.webp

作者丨高空婕

编辑丨韩空冰

第一次去项目走场,就不自觉被整体环境所震撼感染了。下了高速走到密关路那条杨树大道,看着蓝天白云,心情就格外舒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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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陈公正 发表于2013年11月7日 0条评论 标签:, , ,

renminribao

  “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

文/苏解放(美国院士级注册规划师)

我在中国从事城市规划和设计工作已有十年之久。在这个广袤而多元的国家,我领略了众多的城市和乡村,目睹了惊人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变迁。

我对中国的理解基于我多年有幸参与公共事业的深度,基于与中国领导和专家们的合作,基于我个人对那些较少被光顾的中国勤劳百姓的住所和街道的踏访。我热爱中国,北京是我最喜爱的世界都市之一。

作为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和一位有经验的规划师,我感到我有责任对中国正在为下一代创造怎样的城市遗产,表达我个人的职业意见。 (更多…)

A07.陈公正 发表于2013年9月22日 0条评论 标签:, , ,

文/肖敬声

北京拥堵的问题,并非是单单的规划问题亦或房价问题那么纯粹,它其实是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多年累积的诸多复杂问题经时间沉淀后在交通层面的一个表现。形成目前北京交通问题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单中心的城市格局带来的交通压力

北京自从元朝变为都城,特别是明朝紫禁城的建成到现如今,一直都是单中心辐射状的城市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人的指导下,主张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的“梁陈方案”被搁置。1953年春,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以行政中心在旧城为编制原则,提出了新的城市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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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甲方案,1953年;右为1954年修正稿)

而在新的规划方案出炉的过程中,各大身处权力中心的部门也早早的在北京市规划草图上,选定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而这,便是目前单中心的北京市格局的雏形。北京目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实在我看来,远远不用那么麻烦,北京就是一个中心——权力中心。

权力部门不单单是办公地点集中,为了办公方便,他们又把办公人员的家属区修到了自己大院儿里面或者附近。而这些人的医疗、子女上学、甚至是业余生活,又需要把好的医院、中小学、剧院、博物馆、电影院等等放置在方便到达的位置。

于是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们便看到了现在的北京:集中了几乎全国最好的医院、全国最好的中小学、设备最先进的电影院……不一而足。而这些好的资源,却由于北京单中心的格局,几乎完全集中在北京的三环内及周边。这种城市精华资源的过度集中反过来催生了三环内房地产、写字楼办公区等等的火爆,日积月累,便造成了三环目前高额的房价与租金。同时,户籍人口的极度增加和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又需要居住之所,面对高额的房价,他们只能选择向离中心更远的外围居住。此时,单中心的劣势便完全体现,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们悲哀的发现,北京已无力形成第二个能与之前那个中心相匹敌的城市副中心了。于是,规划师们也只能选择“摊大饼”式的规划模式。回龙观、天通苑等等一个个睡城的出现和北京早晚高峰让人无法忍受的拥堵等等问题是对这种模式最好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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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轮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单中心格局很难被改变。)

这就是单中心所带来的交通压力来源:远离中心的人为了享受精华资源必然向精华集中,而北京的路网根本无法支撑这种集中所带来的压力。以上所说的这些,可以说是个恶性循环。

这里插一句,请大家注意,我国在1984年后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在这以前,单中心的布局并未给北京交通造成极大的压力,宽阔马路上的骑行大军虽然在尺度上看起来别扭,两者却也相安无事,成为了那时北京的一道别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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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私人购买汽车的开放,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近年来已呈指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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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原本可以使北京变得宽容,大家不需要再在精华资源附近购房,这其实本是件好事。而此时北京却站出来将这个好处变成了劣势,狠狠的火上浇油了一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2.土地公有制造成的极低的路网密度

公有制的土地政策原本可以为城市规划带来巨大的方便,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土地政策带来的,只是土地在划拨时向威权部门的利益倾斜。而规划师们由于手中无权,面对这样的威权束手无策,在规划过程中只能将这些划拨一条条落到图纸之上,往往这也与自己最初理想的规划愿景渐行渐远。

在北京,一个大部门拿到一块地作为办公用房已是越来越困难,更别提开发商们了。再加上一些传统思想作祟,大家再拿到一块儿属于自己的地(开发商是租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往往便是“画地为牢”——修围墙以标明土地权属。这逐渐变成了北京的一个特有现象——大院儿:部队大院儿、部委大院儿、大学大院儿、小区大院儿等等等等。而这些大院修好围墙,划定完出入口之后,便是岗亭门卫的设立。部队大院门口会有哨兵,小区物业会安排保安……这些大院的建设其实无可厚非,对于内部人员也的确极度友好,但其缺点对于城市交通却是致命的——对于外部机动车的极度不友好。我们在大院门口往往看到这样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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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首体南路、车公庄西路、三里河路、增光路围合的大约是700米×500米的城市空间,中间是建设部大院儿、中国纺织设计院和若干小区。这几个单位把这个地块完全占有,四周只要有出入口的地方必有岗亭,导致一辆汽车若要从一条路开到平行的另一条路上,只能选择另外两条相交的路,中间的路除了几个需要收费的小区外是完全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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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土地私有制制度下,相同尺度的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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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制使得东京的道路没有完全做到规整,但细碎化的地块权属之间却都是可以通行的公共道路。同样700米×500米的空间,可通行道路多达数十条。而城市管理者需要做的,只是划清单行道、设定禁止转向路口等,城市通行效率便会显著提高。别忘了,东京的人口密度可不比北京低。

也许你会说,几百米的事儿,开车绕一下也不算太耽误。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更大点儿尺度的。航天桥、定慧桥、五棵松桥、新兴桥之间几乎集合了我国的航天部门,这里的大院儿也异常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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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接近3公里×2公里的城市空间,中间可通行的道路纵横加起来却也不过五条。
再来对比一下这个尺度下的纽约的曼哈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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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而易见。低密度的路网结构极大降低了机动车的出行效率,大家会发现路线选择永远只是那么几条,哪条都是车满为患。特别是大型公共设施的周边道路,几乎只能是24小时拥堵不堪。

3.对非机动出行极为不友好的路网格局

之前已经分析过了,北京的交通其实对于机动车是极为不友好的。但在北京交通的规划建设之中,人们却恰恰在极力弥补这份不可能被弥补的不友好。这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大环路的建设以及车道的不断拓宽。

这些措施,对于机动车出行的帮助可以说杯水车薪,却极严重的破坏了自行车和人行的环境。这使得非机动出行的人们只能选择红绿灯以及过街天桥,但先看看现在的红绿灯吧,不到三十秒的时间要逼着行人通过动辄上百米宽的道路,过街天桥也许好些,但高高在上对于残疾人来说简直是天堑,自行车也只能推上推下。另外,大尺度的路网根本不符合人的尺度,行人出现在马路中央是一幅极度不和谐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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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是一个安苑北里的居民,若要去距离家直线距离不到500米的北辰购物中心购物,你会如何前往?我的建议是开车,开车你还有可能在十分钟内到达,若是步行或骑车,这不到500米的距离,很可能会耗掉你半小时甚至更长,你甚至会在安慧桥下复杂的人行道系统下迷路而无法到达。

北京目前也推出了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但实施效果极为不佳,大多数租赁点沦为摆设。

4.解决交通问题的方式流于表面

北京目前出台了许许多多政策来改善交通状况。总结来看无非三个方面:首先是限制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具体表现是汽车限购、以及缩减公车等;其次是限制机动车出行。具体表现是尾号限行,以及油价、停车费高涨等;第三是大力改善公共交通。相对于前两点,北京在改善公共交通上的努力是显而易见且尚能令人满意的。首先公交四毛,而且正在把所有公交都换成舒适的空调车;地铁无论怎么坐都是两块,而且地铁网络正在逐步变得密集和完善;出租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争议问题却也还算差强人意。

但依旧,这些统统只是表面功夫。城市结构的极度不合理让这些努力如石沉大海。公交再改善,还是需要走北京的道路;地铁再改善,天通苑的人还是先是挤不上地铁再然后是挤不下来去上班。

5.总结和解决之道
以上四点原因是我认为北京目前如此不堪的交通压力的症结所在。下面说一下我个人所能想到的北京交通的解决策略。

首先应当建设至少两个足够有人气的城市副中心,疏解主城功能,缓解主城压力。而鉴于目前我国的体制,这两个副中心必须要有足够多的重大权力部门驻扎镇场才能足够具备吸引力。在部门搬迁过后,迅速建设匹配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时确保几个城市中心的干路连接。(这其实和好多人提到的“迁都”是一样的答案,只不过这个更好接受一些。)

其次应是打破大院的隔断,允许外部机动车通行。整治内部道路,加大通勤效率,最终努力实现城市的组团式布局。

再次,组团内部建设高密度的单行道体系,让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成为联系组团之间的道路。

最后,继续完善公共交通。提高地铁站点和公交站点的密度,规划公交专用路和快速公交。

 

[原文链接:知乎问答 如何治理北京的堵车问题?] 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873864/

A07.陈公正 发表于2013年9月18日 0条评论 标签:, ,

zhongguancun

◆立项时的模糊表述,为中关村五次大扩张埋下伏笔

◆2020年要达到总收入10万亿,相当于今天5个上海的GDP

◆目前,中关村已经拥有北京市70%的产业用地

  中关村在哪里?

这似乎不再是一个能轻易回答的问题。比如,曾在中关村附近生活了几十年的郭英(化名),现在就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

“我都不知道现在中关村扩展到了哪里”。郭英记得,她上小学的时候,今天中关村一桥那个位置当时有个警察亭,从北大东门外那条路往南走,“看到那个警察亭,就知道到中关村了。”

再后来,她在北大工作直至退休,眼看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兴起、繁荣,然后开始向上地、向昌平、向丰台扩张……在经历2012年底的最新一轮版图扩张后,中关村已经成为包含“一区十六园”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包括延庆、怀柔、门头沟这些远郊区县在内的北京所有下辖区县都设立了分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不是繁华的中关村坐落在美丽的首都西北角,而是美丽的北京城坐落在日新月异的中关村。

“自从1999年中关村元年后,中关村就找不着北了。”郭英感叹道。

事实上,不只是中关村,武汉东湖、西安、兰州等一大批高新区近年来也都纷纷开始了扩区运动,一举将中国的高新区由原来的数十平方公里级推升至数百平方公里级。而在这些高新区的扩张中,中关村作为中国首家高新技术试验区,其扩张历程无疑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

20多年来,尽管中关村的面积扩张了10多倍,GDP总量也屡创新高,但是,创新的核心还在海淀,略微拓展至紧邻的昌平,被纳入中关村多年的丰台总部基地,基本是企业办公空间,与科技创新、与研发没多大关系。而实际上,中央更看重的是中关村的科技创新能力而非单纯的GDP。

中关村持续扩张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从一条街到一盘棋

在中关村管委会原政研室主任赵慕兰看来,中关村的扩张,事实上经历了从个案考虑到全市战略布局两个阶段。

中关村扩张到‘一区三园’、‘一区五园’时,还只是个案考虑,到‘一区十园’的时候就是全市战略布局的结果,‘一区十六园’就更是从全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布局了。”赵慕兰说。

中关村扩张的伏笔在1988年埋下。在此之前,以陈春先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冲破体制藩篱开始创业而自发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这里是海淀镇的中心所在,也是商店、学校、政府、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混居区,创业者开创的公司安插在原住居民中间,活动地域集中在“一竖两横”的“F”形街道。

1988年,在经历多年旧体制夹缝中生长后,中关村终于从官方获得合法身份,被命名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确定以中关村为中心,在海淀区划定100平方公里为试验区。这一决定,为日后中关村的扩张播下了种子。

中关村的第一次跨区扩张,是1994年将丰台和昌平区的各一部分纳入试验区。

据赵慕兰回忆,这次向“一区三园”的扩张,北京方面重点强调的理由是,经过调研,试验区内98%的面积都是建成区,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业已经没有多少空间,海淀区唯一可以开发的产业空间位于北部,昌平与此紧邻,而且,“昌平市对加入中关村很积极。”

至于丰台在此次被划入中关村,则是因为其科技资源相对丰富——从中关村的成功来看,这是发展高新技术的基础条件。

1999年,中关村新纳入电子城和亦庄,扩张为“一区五园”。前者是位于北京东北角的20世纪50年代依靠苏联援助建起来的电子工业基地、“共和国电子工业摇篮”,在1980年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日暮途穷;后者是北京东南郊区一片7平方公里的乡村土地,在1992年成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后,迅速成长。

“电子城被纳入中关村,是因为一位前国家领导人曾先后两次到电子城视察,要求‘加速北京电子城老工业基地改造、加速国有企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赵慕兰说。

为推动电子城老工业基地加速改造,时任北京市领导提出,“努力争取把一切现行有效的政策措施集中用于电子城,使其激发出推动老工业基地国企群体改造的强大动力”。而当时的中关村试验区已发展10年,其拥有的优惠政策、品牌创新资源和市场机制,无疑使其成为北京市改造电子城的最佳接种资源。

亦庄被纳入中关村,则是因为其作为经开区,优惠政策只面向外资,而配套的内资企业享受不到经开区的优惠政策。其一旦纳入中关村,配套的内资企业就可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与外资企业形成平衡。

据赵慕兰介绍,中关村的这次扩张,北京市本来计划将更多的区域划入,“计划扩到‘一区九园’”。但科技部认为,只有亦庄和电子城这两个地方纳入中关村的理由合理,也就批了这两个园区纳入中关村。此后,根据国务院有关批复文件,试验区也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

2002年、2003年,中关村又先后成立“德胜园”和“健翔园”,由此奠定“一区七园”的格局。

“中关村成立‘德胜园’,是因为德胜园紧邻海淀、设计单位集中,适合搞研发。”赵慕兰解释道,“‘健翔园’则主要是中科院因素——中科院的一些科研机构集中在这一地区。”

中关村“德胜园”园区及周边分布着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北京工业卫生研究所、中国航空规划设计院、北京煤炭设计院、华北电力院等国家级科研设计单位,具有雄厚的技术转化潜力和产、学、研结合潜力。

位于朝阳区健翔桥附近的健翔科技园,则拥有一批中科院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大量高新技术人才,且园内坐落着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等一大批科技商务场所,可为举办高规格的国际及国家级大型科技、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此外,园内还有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中关村IT协会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同时,由于“健翔园”处于中关村核心区及北京CBD两大区域之间,与当时规划中的奥运村相邻,因此它的另一项使命是为“科技奥运”提供重要支持。

2006年1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第五批通过审批的20家国家级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名列其中。这次调整后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总面积为23252.29公顷,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德胜园(含雍和园)、电子城(含健翔园)、亦庄园(包括通州光机电一体化园区和通州环保园区)、石景山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

中关村“一区十园”的空间格局就此奠定。

“2004、2005年国务院清理整顿开发区、高新区,全国各地的经开区、高新区总量减少,但单个园区面积都在扩大,唯独北京没有扩园,据说中央考虑到北京的平衡,就选择接受了北京扩展中关村到‘一区十园’。”赵慕兰说。

6年之后,中关村再次扩区。2012年底,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在北京七个远郊区县各成立一个中关村分园,从而使北京所有区县都有中关村的园区分布。中关村也由此扩展至“一区十六园”。

“中关村扩张到‘一区十六园’,可以看作是北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战略。”赵慕兰说,首先是北京经济结构战略升级和调整,其次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市的空间布局和布点,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北京市经济中的比重,“作为北京市产业结构提升的一个安排,可以理解”。

回过头来看,虽然中关村的每一次扩区都有着具体而微的理由,但也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冲动——拓展发展空间。

 

  23年前的扩张路线图

事实上,在中关村1994年的首次跨区扩张之前,1992年就开始了其第一次扩张:越过而今北四环与北五环之间的区域,目标直指上地。

在上地建设中关村“信息产业基地”的计划,早在1990年就已悄悄展开。地方政府官员认为,中南海在1988年为中关村试验区确定的100平方公里范围实在太小,因此试图制定一个扩张蓝图。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名叫戴卫的处长奉命到此,做了一番调研之后,主张将中关村原有边界向这座城市的三个方向大举推进。他甚至亲手绘制一幅想象中的新版图,附在自己的报告后面,呈送上级。令人称奇的是,后来15年中关村的扩张步骤,基本上就是按他的这幅蓝图推向各方。他本人也在日后成为中关村管委会主任。

戴的计划因当时的政治情势在被束之高阁12个月后,1991年,来自国家科委、北京市和中科院的官员联合起来,试图在上地建设新的中关村园区。北京市政府将这一计划当作该市的“第二号后劲工程”,将上地村东从版图上一笔勾销,把这块2600多亩农地全部收归国有。

1992年3月26日,北京市第一次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

上地的早期开发在本质上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政经观察人士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中写道。

事实上,此后中关村的每一次扩区,拓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空间,都是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曾在2012年对此做过公开说明。

杨建华认为,在中关村这个区域里面集聚了整个北京最优秀的高校、科研院所等智力机构、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

在杨建华看来,中关村下辖的许多园区都是已经发展起来或接近饱和的产业区域,真正意义上的、能够用于“增量”发展的、成规模的空间载体增加得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北京技术成果本地转化”。也因此,中关村需要不断的拓展空间载体。

而由于国务院最初批复中关村试验区面积100平方公里时,并未清晰说明这100平方公里是可用产业用地面积还是全部面积,也就给地方政府推动中关村修改规划、扩区,留下了“做手脚”的空间。

如果说中关村最初一段时间以拓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空间为名扩区尚能被接受的话,那么在1999年中关村西区改造后的扩区,拓展产业空间的理由就苍白了很多。

1999年中关村在将扩张步伐迈到朝阳、亦庄的同时,在中关村核心区启动改造。在今天中关村家乐福超市附近0.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计划投入270亿元进行产业和市场升级。当时的口号是“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十年创一流”。

“在这次改造中,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关村500多家小企业消失了,说是改造后要吸引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但结果来的是中钢这样的央企、商场、购物中心……整个中关村核心区的业态也就变了。”郭英说。

这自然使中关村的行为看上去充满了圈地的味道而与发展高新技术无关。有鉴于此,在之后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中,拆迁遭到了明显的抵拒,建设计划被迫不断延迟。

不过,中关村管委会官员并不承认“圈地说”。这一说法也许是可信的——仅就中关村管委会而言,其职责是调研、规划、协调、督办、服务,“不圈地”、不建楼、不审批、不收税,不搞“九通一平”、招商引资,权力较“虚”。

但是,在中关村的扩张中,“玩家”并非只有中关村管委会,至少还包括科技部、北京市、各园区管委会和园区所在地政府。也因此,中关村扩区背后的利益诉求也就复杂、多元得多。

 

  高新区“老大”是怎样炼成的

拓展产业空间之外,确保中关村的“江湖地位”——在北京市、全国高新区中的比例以及经济增速,被视为中关村不断扩张的另一重要原因。

2012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总收入达到2.45万亿元,同比增长25%;企业实缴税费15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企业利润总额1731亿元,同比增长13%;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收入增长30%左右。其企业总收入占全国高新区的1/7、占北京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9.1%!对全市经济贡献将近24%此前,中关村长期维持在其园区企业总收入占全国高新区1/7的比重。

凌志军认为,1993年中关村管委会第一任主任胡昭广与第二任王思红交接时命令继任者盯住“100亿元总收入”,是中关村重视数字指标之始。结果王思红真的在1993年完成这一目标。喜报传到北京市委市政府,成为会议上最得意的话题。

“北京市受到如此鼓舞,决定再接再厉,要在北京城再圈出几个中关村来,把东边一个叫做酒仙桥的老旧的电子工业区圈起来,把南边的亦庄圈起来,把西南的丰台圈了一个边,把北边的昌平圈出一个角,全部划进中关村试验区。”凌志军写道。

不过,前中关村管委会政研室主任赵慕兰表示,其在中关村任职的20年间,北京市从未将GDP、经济增速等硬性数据作为考核中关村管委会的指标。即使是规划和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数据指标,“也只是指导性的,而非强制性要完成的”。她说。

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场域中,谁都清楚“指导性目标”的意义显然不仅仅是“指导”,而是需要力保的。并且,从中关村管委会一些领导的公开文章中,亦可发现中关村扩区与“指导性目标”间联系的蛛丝马迹。

中关村最新一次获得扩区的批复是在2012年底,但其公开动议则是在2010年的北京市人大会上。这一时点的特殊性在于,2010年开始制定的中关村发展规划确定了其2020年需要实现企业总收入达到10万亿的发展目标。而2009年,中关村企业总收入才12600亿元。

“这一数字是现在中关村总收入的数倍,意味着在今后10年间,中关村总收入年均增长率要达到20.9%,中关村增加值占北京市GDP的比重,要从2009年的18.6%增加到2020年的30%。”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表示。如果仅靠中关村自身企业存量和增量的发展,要想达到2020年的目标,显然挑战巨大。扩区显然是有效应对之道。何况,中关村对此驾轻就熟。

北京市副市长、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苟仲文就曾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多年来中关村保持高速发展,“既有园区企业存量和增量发展的因素,也有若干次扩园带来的空间和统计范围扩大的原因”。

在中关村发展成为“一区十六园”、北京70%的工业用地已划入中关村后,再通过扩区来实现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也因此,苟仲文将如何保持中关村持续、高速、健康发展,列为中关村第一位的挑战。

 

 把中关村的政策用好用足

中关村扩区,不仅取决于中关村是否愿意扩,也取决于北京市是否支持、各区县是否欢迎。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因为中关村的本质首先是个大政策平台,各区县都希望以中关村的政策优势吸引高新技术产业落户,北京市也希望将其政策红利最大化。”北京科技商务区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澎向记者分析道。

1988年国务院批复中关村为北京新技术产业试验区,不仅承认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也给予了其包括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三年全免,三年缴纳一半)在内的相当一批优惠政策。到2009年国务院批复中关村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后,中关村又获得了被称为“1+6”的一系列先行先试政策。

“把北京郊区县的产业发展空间纳入中关村示范区政策覆盖范围,有利于充分利用中关村示范区的政策和标准体系,促进原有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有机的产业梯次布局。”中关村管委会委员李翔说。

“官员们屡屡修改规划、推翻成议,煞费苦心的将中关村的边界向外伸张,其实也是为了迎合民间创业者的需要,博得更广泛的免税空间——这在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把中关村的政策用好用足’。”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中分析道,这使中关村的边界扩张行为“包含了巨大的利益动机”。

北京市将朝阳电子城纳入中关村,最明确无误的体现了其“把中关村的政策用好用足”的意图。“融入中关村,电子城老国企得以享有高科技企业税收待遇,减轻了经营的负担;国家扶植高科技企业的各项专项基金、配套资金进入老国企,为其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活力。”官方媒体《北京日报》在一篇名为《北京中关村电子城老工业基地改造纪实》的报道中,毫不掩饰地将这一动机和盘托出。

中关村多年积累的巨大品牌效应和丰富的产业资源、体制机制,则是各区县趋之若鹜般涌入中关村旗下的另一重要原因。

2012年扩区中加入中关村的怀柔园区,其管委会主任周福枢就认为,中关村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将加速怀柔园区的快速成长,也将加快园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园区产业结构由都市产业向科技产业转移。

也是在这次扩区中纳入中关村的房山石化新材料基地,其一份官方宣传文字清晰的展现出加入中关村所能得到的“红利”。“将有力的提升石化新材料基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基地的招商引资和快速发展奠定优越的政策环境。”

这样的多重红利,使地方官员对能挤入中关村感到兴奋。在2010年1月北京市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北京市首次提出要将海淀区以外的区域纳入中关村核心区,紧邻海淀的昌平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昌平区区长金树东闻听此消息后好几天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这对昌平来说,是个特别好的发展机遇。前段时间我们不断地向市有关部门争取,希望能把和海淀接壤的一部分区域纳入中关村核心区的范围,没想到这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感觉特别振奋。”金树东说。

如果考虑到2004年开发区大清理后普通开发区的生存困境,就更能理解各区县积极争取进入中关村的动机了。“开发区清理整顿后,只有国家级开发区享有优惠政策,各区县的开发区普遍日子不好过,在土地等各种政策支持上都处于落后状态,旧的产业不行了,新的产业招不来,又没有希望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北京房山区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区县开发区很自然的希望成为国家级高新区中关村的“加盟店”,分享其政策、品牌、制度红利和经济资源。

对于新纳入中关村的区县园区内的企业而言,中关村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比如优惠政策、高级人才和科技金融等,可以为其所用。甚至企业办理一些事项的手续将得以简化。如果是科技型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也从此将有据可依。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在中关村“房山园”挂牌时,曾简练而全面的概括了中关村扩区的各方收益情况。“中关村示范区多年来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将覆盖到房山区。”郭洪表示,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而各区县园区加盟中关村所损失的,仅仅是在园区招商方面的部分话语权——出于各园区协调发展的需要,中关村管委会在产业招商上将对各园区进行指导和协调。如此有限的损失与“中关村红利”相比,显然微不足道。

“中关村扩区是互相帮助、一个双赢的结果。”上述房山官员说,“中关村获得了更大的地盘,各区县开发区成功戴上中关村的帽子,‘借船出海’。”

在这种看似多赢的局面中,中关村扩张到“一区十六园”,将北京市70%的产业用地纳入麾下。

 

  越大越创新?

正如在中关村官方经常所说的那样,“中关村不仅仅是北京的中关村”,其也被国家赋予战略使命——“深化改革先行区、开放创新引领区、高端要素聚合区、创新创业集聚地、战略产业策源地”。显然,中央需要中关村贡献的是科技创新而非GDP。那么中关村的扩区,与创新是什么关系?

“真正的创新产业发展是有条件的:人才、大学、科研院所、环境、成本不能太高……所以,尽管中关村在扩张,但是新纳入的园区无法改变这些创新的基本条件。”林澎认为,从效果来看,中关村经过这么多次扩张,真正有创新的还是在海淀,略微拓展至紧邻的昌平,像被纳入中关村多年的丰台总部基地,基本是企业办公空间,与科技创新、与研发没多大关系。

经济地理学者王缉慈则明确指出,创新环境与土地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并非园区面积越大、创新环境就越好。“创新环境是集体互动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长期、稳定正式与非正式交流形成的系统环境,与土地、个人天分没有必然联系,创新是个社会过程。”王缉慈说。

“高新区扩区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发展什么产业?需多少空间来提供这样的支撑?”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高新区研究中心主任王胜光反问,“以北京为例,不能把全北京市都变成中关村吧?中关村扩到‘一区十六园’,那北京市干脆换名字好了,换成中关村市好了。”

(来源:金融界,标题和正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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